我出生证上面的名字是“小兰”。两岁的时候，远在东北的爷爷奶奶说，这名儿得改，叫啥都中，就是不能叫小兰。
很多很多年以前，爷爷有个小妹妹叫小兰。小兰年方二八，尚未婚配就得急症死了。按乡下的规矩，这种未嫁的小女子死后不能进祖坟，只能在野地里火化。小兰死在天寒地冻的季节里，人们架起柴火烧她，烧完了把一堆骨头划拉划拉，装进一只坛子里，就在野地里一埋拉倒。
很多很多年以后，也是在地冻天寒这个季节里，我爷爷唯一的孙女出世。由于母亲名字中有个“兰”字，这女孩便叫“小兰”。可是，坛子里的小兰又在爷爷的梦中出现了。于是，我得改名。爷爷说：就叫妮儿吧。
学会写字了。开始觉得“妮”不好，挺难写，最后一笔“竖弯勾”总勾不好。
上学了。我读的是部队的子弟小学。按惯例，男生女生之间一般不说话，总跟乌眼鸡崽似的你瞪我我瞪你。从二年级开始，班时有几个淘气的男生一见我就唱：“花篮的花儿香呀，听我来唱一唱呀，唱呀一唱。来到了南泥湾呀，南泥湾好地方......”其他男生就鬼鬼祟祟笑，跟着唱：“好呀地方。”
在广东，人们说话“L”、“N”不分，听起来，“兰妮”就是“南泥”。为这事我好生气，一听这支歌就紧张。班里人一唱“花篮的花儿香”，我就慌忙捂耳朵，心里很委屈地喊：我讨厌这个名字!
上高小的时候，读的是地方学校，老师、同学多是广东人。用广州话叫“兰妮”很别扭，听起来好像是“烂泥”。一个工宣队指导员皱着眉头问：你怎么叫这个名字？
那时候，中苏两国正在珍宝岛打仗。有人怀疑我跟“苏修”有瓜葛。因为我的皮肤比班里其他人白，头发很黄，何况还叫什么“妮”。总有人问我：“你敢不敢向毛主席保证，你祖宗里面真的没有俄国人？”
我回家闹着要改名。我说：“这名字洋里洋里气的，同学说，听起来很像外国特务。”爸爸说：“不许改。你去跟同学说，这名字最土，妮儿是东北农民的大土话。”我说，“苏联电影里有好多‘妮’，那个‘冬妮娅’就是臭小姐。”妈妈说，“中国电影里也有‘妮’呀，那个‘春妮’还是支前模范呢。”
读初中的时候，我在海南岛，老师是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。我决心做一名中华好儿女，便自己作主，改名叫“志华”。我不声不响地把名字写在作业簿上，心里很激动，想着发作业时会叫名字，老师一定会问“李志华是谁呀？那我就昂首起立，当着全班人大声宣布：是我。我改名了。
谁知道，发作业时，老师没叫我的名字。下课铃一响，同学们跑出去玩。老师叫住我，说，“这个李志华大概是你。怎么想着改这么个名字？”老师很不以为然地把我的作业簿扔在课桌上，说：“胡闹。”
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老师是广州知青，当过红卫兵，连他都不曾被这个革命的名字所感动，我好沮丧好伤心。
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。恢复高考后，弟弟在新北方一所名牌大学来信说：姐，咱爸妈一下子跳级成“高知”了。看了咱俩的名字，同学们都说，一看这名儿就知道来自高知家庭。
我开始跟着这名字沾光。初相识的人都说这名字好记又好听。
然而，人们对这个名字期望偏高，以为叫这名儿的人，应该具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雅，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兰花般的妮儿。
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很执著地要见我，两年来又是写信约，又是打长途电话约。见面后，这个可爱的女孩说：想象中，你身上应该有一圏很美丽很神秘的光环呀。我想：她一定在为我的普通而失望。
女友来信说，她那个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指着我的名字问：这个阿姨是不是很漂亮？
我啼笑皆非，同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。
近来人们起名，不仅讲究字义吉祥，还要查<<姓名学>>里的天格、地格、人格，看该名字是否搭配得当，基础运如何，成功运如何？
动了好奇心，我也弄来一本<<姓名学>>，看来看去，与我这名字相对应的四个字是：铁杵成针。
一直很怕这句成语。心想：那要麿多久啊？万一麿到快成针时它又断了呢？万一冥冥中注定了，永远麿不成针呢？
得改名。
搬出厚厚的<<辞海>>，数着手指头，认真算繁体字的笔画，忙了几天，头晕眼涩，一本崭新的<<姓名学>>翻得卷了边，就是找不到一个无懈可击的名字。
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名儿。心里觉得深深的腻，深深的累。
很想握住这颗心，不再为这名儿而喜而恼而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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